如果你是教師，有些亞裔學生對你說，蔓延至全美國的針對亞裔仇恨暴力影響了他們的學習心情和考試成績，因此要求加分，你會接納這個要求嗎？

最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會計學教授哥頓‧克萊(Gorden Klein)控告大學當局，訴訟的起因是去年非洲裔男子佛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頸至死，隨後一名黑人學生向克萊教授發出一封電子郵件，表示佛洛伊德的死對非洲裔學生造成精神創傷，影響他們的考試成績，因此要求對他們評分寬鬆一點。克萊拒絕這要求，原因是這樣對其他學生並不公平，但有人將他們的電子郵件轉載於社交媒體。之後，克萊教授受千夫所指，說他是種族主義者，甚至有人連署請願，要求校方解僱他。加大將克萊教授停職三個星期，雖然後來他得到復職，但其聲譽已經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終於，克萊教授決定與校方對簿公堂，要求還他一個清白。

看來，那位學生想利用受害人身分去達到利己的目的，但令人難過的是，許多人盲從附和、推波助瀾。以上並不是孤立、個別的事件，筆者在從前不少文章中都提及過類似的案例，而且自己亦經常碰上這類學生，例如有些學生被揭發抄襲，他們卻振振有詞地投訴自己受到迫害；有些學生表現奇差，他們卻推說這是「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所謂「習得性無助」，是指一個人因創傷或持續失敗而感到無能為力的狀況，往往他們所說的成因，是自己長期受到漠視或者缺乏鼓勵。其實這些學生已經收取過許多資源和幫助，但他們的人生哲學是「責任永遠不在我方」。2018年福斯新聞台曾經這樣評論：「誰更加受害已經變成一個比賽，特別是在大學校園。」政治評論家查爾斯‧賽克斯(Charles Sykes)甚至在《受害者國家》一書中形容這種現像是「受害者的奧林匹克」。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否定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迫害，筆者已經一把年紀，自己亦曾經受過許多不公平對待，但無論如何，我不能以此為藉口，覺得整個世界都欠了我。其實，受害者意識和受害經歷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有些受害者可以擺脫陰影重新振作，但有些人只是遇上稍不如意的事情，便不斷地怨天尤人。以色列心理學家拉哈夫‧加貝(Rahav Gabay)指出：受害者意識可以是一種社會教化結果，通過教育、傳播媒體、社會媒體，很多人領會到，原來受害者身分可以利用來作為權力遊戲的籌碼，只要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就可以擁有巨大的力量；由於很多人對受害者表達同情，故此所謂受害者就可以將自己的無理訴求或者傷害他人的行為合理化。克萊教授的遭遇就是一個好例子，一個學生可以有能耐導致一個老教授受到停職處分，並且名譽掃地。

利用受害者身分的權力遊戲往往與「道德勒索(Moral Blackmail)」掛鉤，策略是將自己放在道德高地，然後操控你的內疚和羞恥感，要求你順應他們的訴求，否則你便好像是加入了迫害者的陣營，或者是見死不救，例如將反對非法移民的立場批評為「仇外心理(Xenophobia)」。

受害者意識有一種弔詭的現象，一方面擁抱著受害者身分的人或多或少會有某種優越感，這可以是在能力上的優越感、在道德上的優越感，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正如上面提過，那些人認為自己處身於道德高地，可以對你進行道德勒索。但另一方面，這些具有受害者情意結的人有一顆脆弱的玻璃心，許多時候人家漫不經心的一句話、一個玩笑，甚至是善意的建議，他都可以理解為惡意的攻擊，甚至是處心積慮的迫害。

後者更牽涉到一個雙重標準的情況，一方面他們認為人家所言所行傷害自己的尊嚴，另一方面他們卻可以肆無忌憚地去侮辱人、去摧毀人，完全不會理會對方的感受和承受的結果。

基督徒群體需要尋求一個平衡點，關心弱勢社群和被邊緣化的小眾是教會的天職，然而若是矯枉過正的話，便會出現了好心做壞事的惡果。要矯正大學校園和美國社會這種受害者情意結現象，有時候我們必須要硬起心腸，對道德勒索、政治正確性不為所動！套用香港人的說話方式：「受害者大哂咩？（受害者了不起，全權說了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