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以巴衝突暫時告一段落，但這仍然是中東的計時炸彈，大家都不知道何時何刻雙方會再爆發流血衝突。這是一個充滿爭議性和情緒化的題目，往往不少人都是以黑白分明的角度去評論事件，例如左派的典型論述是：美國全面偏袒以色列，目的是為了利用以色列去維護美國在中東的霸權和利益；美國完全漠視阿拉伯人的訴求，長期迫害巴勒斯坦人。可是，若細心檢查歷史的細節，我們會發現到事情的真相遠遠比想像中複雜。 

以阿衝突由來

1947年初，聯合國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劃分為猶太人國和阿拉伯人國，猶太錫安主義者接受了分治計劃，儘管有些不情願，因為他們本來希望得到更多的土地，而阿拉伯人則堅決反對。美國國務院亦反對這計劃，說這方案必會激怒阿拉伯國家，結果危及美國在中東的長期利益。但杜魯門力排衆議，指示駐聯合國的美國大使投贊成票。歷史學家一直在爭論杜魯門的動機，一些人稱讚杜魯門的道德勇氣，說他的動機是出於同情納粹大屠殺生還者的人道主義；有些人則認為杜魯門無非想取悅美國猶太人，令他們在1948年的總統選舉中支持他；有人則認為，杜魯門覺得分治計劃似乎是最低代價的解決方案，也許這不是最好或者最公平的方法，但至少比開戰要好得多。回顧過去幾十年來血流成河的歷史，杜魯門的想法的確是有點道理的。

以埃和約

1956年埃及總統納撒宣佈從英國手上收回蘇彝士運河，英國計劃採取軍事行動去回應，但美國反對，艾森豪總統召開一系列國際會議，嘗試以和平方法去化解危機。英國不理會美國，與法國、以色列共同出兵攻擊埃及。美國和蘇聯在聯合國異口同聲地譴責此次侵略行動，艾森豪政府對歐洲實施石油禁運，並且警告以色列，說美國將會對它作出經濟制裁，最後英、法、以三國只有同意撤軍。英法都是美國的盟友，為什麼在蘇彝士運河危機之中，美國竟然和頭號敵人蘇聯站在同一陣線呢？艾森豪需要顧及美國在中東的長遠利益，他是反殖民主義者，他認為二戰後世界需要建立新秩序，再不可能容讓西方國家在前殖民地為所欲為。

艾森豪的繼任者是甘迺迪，一方面，甘迺迪上台之後嘗試對埃及釋出善意，他增加了對埃及的經濟援助，並且通過「公共法令430」，讓埃及可以用本地貨幣購買美國農作物。另一方面，甘迺迪要求以色列接收希望回到家園的巴勒斯坦人，此外，美國中央情報局查出以色列的核武計劃，甘迺迪反對以色列發展核武器，他恐怕這做法會引起中東的軍備競賽和核擴散。但以色列在這兩件事上都拒絕與甘迺迪合作，甘迺迪總統派遣檢查人員到以色列，以色列採用不同的手法去瞞騙武檢人員，例如只是引領武檢員檢察地面，但武器設施卻藏在地底。甘迺迪非常不悅，他警告以色列：倘若以色列繼續隱瞞，這將會嚴重損害兩國的關係。可是，1963年底甘迺迪總統遇弒身亡，巴勒斯坦人回歸問題和核武危機最終不了了之。

1967年蘇聯向埃及發放虛假情報，說以色列在邊境集結軍隊，於是埃及調派大軍到邊界，並且要求聯合國維和部隊自西奈半島和加沙撤走，埃及揚言要將中東的現狀退回1948年之前，兩國劍拔弓張。以色列派遣外交部長阿巴‧埃班(Abba Eban)到美國請示，詹森總統明確地表示：如果以色列開第一槍，以色列不會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希望通過外交手段去化解危機。最後六日戰爭仍然爆發。 

1975年，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了一份報告，呼籲以色列從1967年六日戰爭中佔領的土地上撤出，並且承認巴勒斯坦人的自決權，該報告的作者之一是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後來他成為了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卡特接受了布熱津斯基一部分的提議，1978年夏，卡特邀請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貝京到大衛營談判，卡特擔任中間人，最後以埃簽署了和約，以色列同意歸還在1967年佔領的西奈半島。但巴勒斯坦問題仍未解決，故此薩達特在阿拉伯世界中被視為叛徒，他於1981年被自己人暗殺。

致力中東和平

克林頓是繼卡特之後另一位致力於中東和平的美國總統，2000年底克林頓邀請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和巴解領袖阿拉法到大衛營談判，結果三方無功而還，其中一個僵持不下的問題是耶路撒冷的主權。到底哪方需要負上最大責任呢？各方各執一詞，克林頓認為自己已經盡了最大努力，2016年他的太太希拉莉角逐總統寶座，克林頓在記者招待會中說：「為了讓巴勒斯坦建國，我情願殺死自己。（I killed myself to give the Palestinians a state）」

這篇短文難免會掛一漏萬，總括來說，美國的外事政策是在務實和原則之間尋求妥協，在不同國家和自己內部派系中取得平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教授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用這個詞語來形容美國二戰後的外事政策：「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 hegemony)」，具體來說，美國使用軍事手段去支持和平變革，筆者大體上同意這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