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創豪
如果你是教師,有些亞裔學生對你說,蔓延至全美國的針對亞裔仇恨暴力影響了他們的學習心情和考試成績,因此要求加分,你會接納這個要求嗎?
最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會計學教授哥頓‧克萊(Gorden Klein)控告大學當局,訴訟的起因是去年非洲裔男子佛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頸至死,隨後一名黑人學生向克萊教授發出一封電子郵件,表示佛洛伊德的死對非洲裔學生造成精神創傷,影響他們的考試成績,因此要求對他們評分寬鬆一點。克萊拒絕這要求,原因是這樣對其他學生並不公平,但有人將他們的電子郵件轉載於社交媒體。之後,克萊教授受千夫所指,說他是種族主義者,甚至有人連署請願,要求校方解僱他。加大將克萊教授停職三個星期,雖然後來他得到復職,但其聲譽已經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終於,克萊教授決定與校方對簿公堂,要求還他一個清白。
看來,那位學生想利用受害人身分去達到利己的目的,但令人難過的是,許多人盲從附和、推波助瀾。以上並不是孤立、個別的事件,筆者在從前不少文章中都提及過類似的案例,而且自己亦經常碰上這類學生,例如有些學生被揭發抄襲,他們卻振振有詞地投訴自己受到迫害;有些學生表現奇差,他們卻推說這是「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所謂「習得性無助」,是指一個人因創傷或持續失敗而感到無能為力的狀況,往往他們所說的成因,是自己長期受到漠視或者缺乏鼓勵。其實這些學生已經收取過許多資源和幫助,但他們的人生哲學是「責任永遠不在我方」。2018年福斯新聞台曾經這樣評論:「誰更加受害已經變成一個比賽,特別是在大學校園。」政治評論家查爾斯‧賽克斯(Charles Sykes)甚至在《受害者國家》一書中形容這種現像是「受害者的奧林匹克」。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否定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迫害,筆者已經一把年紀,自己亦曾經受過許多不公平對待,但無論如何,我不能以此為藉口,覺得整個世界都欠了我。其實,受害者意識和受害經歷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有些受害者可以擺脫陰影重新振作,但有些人只是遇上稍不如意的事情,便不斷地怨天尤人。以色列心理學家拉哈夫‧加貝(Rahav Gabay)指出:受害者意識可以是一種社會教化結果,通過教育、傳播媒體、社會媒體,很多人領會到,原來受害者身分可以利用來作為權力遊戲的籌碼,只要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就可以擁有巨大的力量;由於很多人對受害者表達同情,故此所謂受害者就可以將自己的無理訴求或者傷害他人的行為合理化。克萊教授的遭遇就是一個好例子,一個學生可以有能耐導致一個老教授受到停職處分,並且名譽掃地。
利用受害者身分的權力遊戲往往與「道德勒索(Moral Blackmail)」掛鉤,策略是將自己放在道德高地,然後操控你的內疚和羞恥感,要求你順應他們的訴求,否則你便好像是加入了迫害者的陣營,或者是見死不救,例如將反對非法移民的立場批評為「仇外心理(Xenophobia)」。
受害者意識有一種弔詭的現象,一方面擁抱著受害者身分的人或多或少會有某種優越感,這可以是在能力上的優越感、在道德上的優越感,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正如上面提過,那些人認為自己處身於道德高地,可以對你進行道德勒索。但另一方面,這些具有受害者情意結的人有一顆脆弱的玻璃心,許多時候人家漫不經心的一句話、一個玩笑,甚至是善意的建議,他都可以理解為惡意的攻擊,甚至是處心積慮的迫害。
後者更牽涉到一個雙重標準的情況,一方面他們認為人家所言所行傷害自己的尊嚴,另一方面他們卻可以肆無忌憚地去侮辱人、去摧毀人,完全不會理會對方的感受和承受的結果。
基督徒群體需要尋求一個平衡點,關心弱勢社群和被邊緣化的小眾是教會的天職,然而若是矯枉過正的話,便會出現了好心做壞事的惡果。要矯正大學校園和美國社會這種受害者情意結現象,有時候我們必須要硬起心腸,對道德勒索、政治正確性不為所動!套用香港人的說話方式:「受害者大哂咩?(受害者了不起,全權說了算嗎?)」@
美國與北約盟國,在阿富汗戰爭中達成反恐目標,卻在最後的撤軍環節失算,功虧一簣。
作者:宗淑
戰事緣何而起?
20年前,19名基地組織(Al-Qaeda)成員,同時劫持四架民航客機,悍然於美國本土發動自殺式系列恐怖襲擊,造成33名機組人員、213名乘客、2,731名地面平民罹難,其中1,115人的遺體仍未尋獲;史稱「911恐怖襲擊事件」,簡稱「911」。
基地組織,早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列為世界恐怖組織之一,由沙特人拉登(Osama Bin Laden)於1988年成立,策劃實施主要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包括1998年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首都,以汽車炸彈襲擊美國大使館,造成美國外交人員與當地平民224人喪生、4,500餘人受傷。
拉登,亦早被美國列為通緝要犯,藏身於阿富汗。911發生後,美國要求塔利班(Taliban)政權交出拉登及基地組織高層被拒絕,遂在聯合國授權下,與北約盟國於2001年10月7日,對塔利班發起「持久自由軍事行動」,閃電般攻下喀布爾。
阿富汗戰爭,即是反恐戰爭。
撤軍決定錯了嗎?
2011年5月1日,拉登被美國海豹特戰隊(SEAL)擊斃;7月,美軍主力逐步撤出阿富汗。2014年12月末,美國與北約先後宣佈,結束阿富汗軍事戰鬥。2015年開啟「自由哨兵行動」,防務逐步移交阿富汗政府軍,反恐戰爭轉入尾聲。
顯然,奧巴馬總統在第二任期之末,開始改變阿富汗戰略。川普就任後,撤軍意圖明確。2020年2月29日,與塔利班在多哈簽署和平協議:如果塔利班承諾不再讓阿富汗成為恐怖分子庇護所,美國和北約即在14個月內撤軍。聯合國秘書長當即聲明讚許:今天在多哈和喀布爾所發生的一切,標誌著各方在這一領域的重要進展。
拜登上任後沿續撤軍路線。2021年3月5日,美國與塔利班重啟多哈談判;4月14日,宣佈5月1日開始最後階段撤軍;8月30日,隨著最後一架軍機起飛,美國正式結束在阿富汗的軍事存在,因911而起的反恐戰爭亦宣告結束。
分屬不同黨派之三任總統超越黨爭的共識,當符合國家利益。美國已投入阿富汗一兆美元,有比喻形容這相當於一萬架F-35戰鬥機、或76艘福特級航母、或500艘俄亥俄級核潛艇;還有珍貴的生命代價,僅美軍就有兩千多人陣亡、兩萬多人負傷!這一切換來阿富汗境內20年中未再出現成功的國際恐怖襲擊——作戰目標既已達成,撤軍理所當然。
出乎意料了什麼?
但是,從CIA到五角大廈再到白宮,對阿富汗現政府與塔利班之實力的判斷都嚴重失準。6月情報評估,阿富汗政府可能在撤軍六個月內倒台;8月上旬,情報部門認為塔利班打到喀布爾至少要三個月。美國一廂情願地設想:不太可能發生塔利班完全奪權情況;阿富汗政府及其30餘萬精銳,至少可與塔利班勢均力敵一陣子,然後雙方和平協議、分割而治。
但在8月11日至13日,當美國還在與阿富汗雙方代表於多哈會談時,塔利班攻勢已如風捲殘雲。五角大廈猝不及防,急調三個步兵營約3,000兵力,增援部署在喀布爾國際機場的650名駐軍,接管空中交通管制,確保安全撤離。8月15日,塔利班攻陷首都,在任總統辭職逃亡,政府軍悉數投降。
誤判不只發生在美國。荷蘭國會批評政府錯失塔利班接管阿富汗跡象,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辭職;英國防參謀長承認,所有人都誤判了塔利班,也沒人料到阿富汗政府及其武裝這麼脆弱;德國總理坦承,誤以為還有時間,沒想到塔利班再次控制阿富汗……
事後發現的失誤,能否在事前避免發生?9月28日,美國國會將舉行問責軍方聽證會。
帳算在誰的頭上?
數以萬計懼怕塔利班的平民,抱著生存渴望湧向停機坪。人們慌不擇路,爭相擠上舷梯,甚至冒死爬上機翼而從空中墜落。恐懼下的混亂無序,給了恐怖分子可趁之機。8月26日,ISIS分支ISIS-K在機場附近發動自殺式爆炸攻擊……
劫後餘生的阿富汗人米拉德,丟失了一家人的登機文件,他恨恨地表示:「我永遠永遠都不會再踏進機場一步。該死的美國人,該死的撤軍和簽證。」帳該算在誰頭上?令米拉德作出逃離阿富汗決定的是塔利班,造成他歷劫的是發動恐攻的ISIS-K,可他痛恨、詛咒的反倒是給予了他們逃生機會的美國!
美軍維持了20年穩定但不可能永駐,阿富汗前途首先應由阿富汗人抉擇。當然,境遇之變,苦難之中,人少有勇氣審視自己的責任,更難以理性分辨恩仇善惡。事實上,人之拋棄機會,絕對多於機會拋棄人。從4月中旬美國宣佈撤軍,到8月中旬塔利班捲土重來,整整四個月,但直到絕望無可回避、逃生幾無選擇的最後關頭,人們才擁堵於機場,為一線生機你爭我奪。
人難免患得患失,以致左右了判斷力與行動力;人也自信足以審時度勢,最終卻錯失良機。9月6日,印度電視台獨家報導,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邊境小鎮,密密麻麻的阿富汗人攜家帶口等待過境,但巴方已經關閉了關卡。這情形再次警示我們:機會每個人都有,但許多人不知道自己曾經遇見過。深願阿富汗人民與目睹了這一切的世人,明辨善惡之源,及時為自己的人生尋到安穩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