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筆者參加了由賽吉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主辦的一個在線研討會，主題是：《美國不平等的神話與現實》。其中一位發言人馬克‧蘭克博士，是位於聖路易斯市華盛頓大學的社會福利教授，以研究貧困、社會福利政策、經濟不平等而聞名天下，其最新的著作是《誤解貧窮》(Poorly Understand)和《對抗貧窮》(Confronting Poverty)。

由講座的題目和蘭克博士著作的書名，讀者可能已經猜想到蘭克理論的中心思想，蘭克質疑鼓吹白手興家的美國夢。馬克思曾經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蘭克套用這句話，認為「美國夢是美國人民的鴉片」，因為勤奮工作並不一定換取到應得的成果，有太多外在因素是超越個人能力控制的範圍。他斷言，貧窮的主要原因是結構性的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由此我聯想起香港粵語長片常常出現的兩句話：「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錯，這是社會的錯！」

蘭克指出，美國的社會安全網並沒有歐洲的那麼完善，而且美國高薪和低薪工作的差距很大；例如，在芬蘭，沒有高中文憑的工人和高中畢業的工人獲得相同的收入，但是在美國沒有中學文憑的工人比起高中畢業生的收入少了24%；在挪威，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比中學畢業生只是多了20%，在美國兩者的差距卻是68%。還有，美國大部分職位都是時薪少於16美元的低薪工作，這樣，貧困的家庭在社會階梯上爬升是極困難的。

雖然蘭克博士是這方面的專家，但請恕我不敢苟同他的見解。其實，高學歷和低學歷的巨大收入差距，正是促使人去讀書的動力。不錯，在美國44%的職位都是屬於低薪工作，但是，由2017年開始，美國高薪職位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低薪職位，而很多高薪職位都是由高科技公司創造出來的。在2018年，有240萬個與科技有關的職位懸空，新冠瘟疫爆發之後，谷歌、亞馬遜、臉書……等科技龍頭繼續招攬人才。科技人才一直是求過於供，QuantHub的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企業短缺了25萬名數據科學專業人員，大約35％的企業表示很難找到合適的人選來填補空缺的數據科學職位。

美國企業求才若渴，在加州矽谷大約70%的科技人才都是外國人；申請招聘H1B外國勞工既昂貴又費時，但美國公司仍然採用這種途徑去輸入人才，因為美國本土學生都不願意報讀艱深的數理科目。根據一項去年由iD Tech主辦的調查，65%家長認為大學的數理教育並沒有訓練學生去達到應有的水準。 

簡單地說，美國勞工市場的現象是：有很多高薪厚職無人問津，但同時很多人被困在低薪的工作裡。在講座中我忍不住向蘭克博士提出以下的問題：「你說過貧窮的原因是結構性的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你又指出大部分美國的職位都是低薪工作。其實，美國也有很多薪酬優厚的高科技工作，然而，大部分報讀研究院數理科目的學生都是外國人。美國企業聘請了大量H1B外來勞工，很多美國人對科學不感興趣，你是否認為那些無法找到高薪工作的人應該對自己的處境負上一部分責任呢？」蘭克博士的回答令我感到震驚和失望，他說：「我不知道，我沒有想過這一點。」

我並不否認美國經濟制度存在著不公義和不平等的地方，我亦知道美國的福利制度比不上加拿大和歐洲，我也相信有些人會遇上自己無法預料的逆境。儘管如此，第一，正如上面提過，美國社會仍然提供了很多前景甚佳的就業機會，英諺有云：「機會只會給予那些有預備的人。」第二，人生本來就是不平等的，但這並不表示自己無法逆流而上；例如英文並不是我的母語，故此，我在讀書的時候總是事倍功半，但我付出更多的努力。

蘭克博士的說法，就是心理學中「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的外在歸因法，那就是將事情發生的原因推向外在的環境，而不是反省本身的內在因素。其實，這是普遍的人性，但是，在美國這種外在歸因法卻得到著名學者的支持，例如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創始人之一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聲稱，那些傾向於將失敗歸因於內部因素的人，更容易受到精神抑鬱的折磨。塞利格曼希望人們不要過於自責，從而能夠建立自信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但我恐怕這若矯枉過正，效果是會適得其反的。

積極心理學和蘭克的貧窮理論是有廣大市場的，承認要為自己的失敗負上責任，便會帶來痛苦的反省歷程；相反，「姓賴」和「姓屈」會令人感覺良好。如果讀者認為這篇文章寫得不好，這並非筆者的錯，也不是編輯的錯，而是我小學老師的錯、中學老師的錯、大學老師的錯、整個社會的錯！

但我需要强調，有時候有些人的確是因為自己完全無法控制的外在環境因素而䧟入困境，聖經教導我們去照顧弱勢社群。如果社會完全按照優勝劣汰的法則去運作，那麽便會變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